□ 郑少斌

　　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先贤像传》中，记载了潮汕历史上三十位勋业显赫、文章彪炳、道德崇高之先贤事迹。其中，清代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赫然在列。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清潮州府大埔（今梅州市大埔县）人，同治年间进士，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

　　饶宗颐评价说：“中国使臣之驻日，自如璋始。”1877年，何如璋充任出使日本钦差大臣，黄遵宪为参赞随同出使，在任期间不辱使命，争公理，抗强权，敦睦邦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可以说，何如璋在我国外交史上有着开拓性意义。1882年任满回国后，何如璋授任福建船政大臣，颇有政声，但中法战争后被当作军事失利的替罪羊，革职充军塞北张家口。1888年秋，何如璋戍满释还，主韩山书院（今韩山师范学院）讲席，致力于地方事业，卒于任上，在潮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出任韩山书院山长

　　何如璋从张家口回乡后，应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延聘，出任潮州韩山书院山长。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何如璋能够得到张之洞的赏识，可见其过人的学识和教育才能。

　　何如璋在潮期间的事迹，就目前所见资料，当以其子何寿朋写于1918年的《先府君子峨公行述》最为详尽。何如璋执掌韩山书院，主张西学，致力介绍传播近代科学文化。何寿朋这样写道：“校士除文艺外，以道德经济相勗勉。”这里的“经济”，应为经世济民之意。我们可以理解，何如璋主张的教育理念，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六艺，还要培养经世济用的人才。这一点，我们可从何如璋的著作《管子析疑》中得到印证。他在《管子析疑·序》指出：“《管子》综贯百王，不名一家，要厥指归，皆可施于实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管子）因时立制，本《周官》之法而会其通，不泥古，不随今，施之一国而有余，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俟之百世而不惑。”这些内容表明，何如璋之所以推崇《管子》，就是要宣扬管仲经邦治国的主张，讲求实用而不空谈义理，因时变通而不泥古不化。具体到其所处的时代，就是要提倡适应历史潮流，培养爱国实用人才，推动社会的变革进步。

　　何如璋在韩山书院的门生中，最著名的有海阳谢锡勋、潮阳陈宗卢，饶平李香溪。谢锡勋，海阳（今潮州市潮安县）人，光绪年间举人，曾任将乐（今福建三明市将乐县）知县，嗜学博览，尤工填曲，诗如万斛之泉，著有《小草堂诗集》。温丹铭编撰《潮州诗萃》，辑录谢锡勋的诗歌一卷。饶宗颐先生在为《潮州诗萃》作序时回忆说：“我家旧有《潮州诗征》稿本十数册，密行批注，传出谢锡勋之手，未遑董理，惜乎经乱亡佚，无从踪迹。”饶公语中不无遗憾，由此可见谢锡勋在清代诗坛有着一席之地。

　　倾心致力于地方事业

　　何如璋在潮州三年间，“士亦心倾相附，列门墙者多腾达”。何如璋不仅教学成效显著，对地方事业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何寿朋在《先府君子峨公行述》中写道：“粤督李瀚章遇有要，每驰牍相询。府君知无不言，李公亦言无不从。而潮嘉当道对于地方应兴应革诸大端，辄视府君之言论以为从违。”继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之长兄，虽不如李鸿章那样闻名中外，但“官架子”也不小，历任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可算是个务实的地方高官。李瀚章对何如璋也十分赏识和倚重，每遇有要事，常常来信相商。何如璋则知无不言，所提意见多为李瀚章所采纳。潮州、嘉应州的官员，对于地方发展变革的要事，多征求何如璋的意见。由此可见，何如璋在当时潮嘉地区有着崇高的社会声望。

　　次子寿朋亦结缘潮汕

　　或许受父亲影响，同为进士出身的次子何寿朋一生也与潮汕结下不解之缘。何寿朋(1866-1921)，字士果，1898年进士，曾任江西德安知县，驻日公使馆商务委员。何如璋出使日本、在韩山书院时，何寿朋都追随在身边。后来曾执教潮州金山书院，任潮安县知事，曾揭力反对奸商包办潮桥盐贩卖，反对金山中学校长舞弊，揭发潮属将吏勒种罂粟抽捐等，积极同腐败黑暗势力作斗争，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1899年冬，何寿朋与丘逢甲在潮州创办东文学堂，后迁汕头更名为岭东同文学堂，担任总教习，开设了经、史、国文、东文（日文）、格致、化学、生理卫生等课程，讲授近代科学，宣传新思想，开创了近代粤东新学先声。1902年，何寿朋与杨沅、温丹铭等人在汕头创办《岭东日报》，这是近代粤东地区创办最早、发行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坚持“主持公论，开通风气”，启发民智，为近代潮汕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