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潮阳东信文艺协会笛套音乐传承基地——耀明书院，在笛套音乐省级传承人陈桂洲先生主导下，致力于潮阳笛套音乐的传承工作。不久前，“东信”又组织一批音乐人才，“复活”了古谱《御制四景玉娥郎》，填补了潮阳笛套古乐自宋以来，明代这段历史的空白，从而展现了千年古邑潮阳的迷人风采。

　　最近，“东信”还召开了一个关于《玉娥郎》研讨会，请专家学者进行研讨。笔者翻阅了相关研讨资料，觉得不少内容写得很有价值，对发掘潮阳笛套音乐的内涵，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对某些表述，如“《玉娥郎》是一首流传民间的小曲，是正地道的俗曲，但经宫廷吸收之后，通过御用文士、乐师的再创作，并在宫廷中演出，便成为一首受到推崇的作品，反而流传到了民间，这是明代艺术提高和普及的现象。因万历帝的参与，故称御制……”，产生了寻根究底的兴趣。于是又搜索了耀明书院的公众号，里面还有这样的表述，“严分宜《听歌玉娥儿》诗云：‘玉娥不是世间词，龙舰春湖捧御扈。闾巷教坊齐学得，一声声出凤凰池。’据此记载，‘玉娥郎’当为明神宗（1573-1620）御制。”由此，使笔者对《玉娥郎》的由来产生了质疑。原因是表述中的“严分宜”即严嵩，他生于1480年，卒于1567年。严嵩死的时候，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生，10岁登基，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虽已出世，但尚未登基，因而严嵩此诗根本不可能是为神宗而写。

　　就这样，笔者对《玉娥郎》的由来做了进一步的查阅。

　　其实，《听歌玉娥儿》诗后面还有注释“上命阁臣应制作也”，说明这首诗是阁臣奉皇帝之命所作。严嵩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1521-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的阁臣，既然诗是奉上命而作，证明该曲在嘉靖年间就已经出现。然而，这还不足证明该曲是明世宗所作。因古人的词曲是分开的，词是根据固定的词牌或曲牌填写，一个曲调可用数种歌词或调子演唱。诗中“玉娥不是世间词”，显然说明是“词”而不是“曲”，明世宗只是填词人。

　　那么《玉娥郎》曲作者又是谁呢？据清人谢章铤的笔记《赌棋山庄词话》记载：“玉娥郎，明武宗遗曲。”从中可得知，《玉娥郎》是明武宗的遗曲。谢章铤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光绪二十九年去世，可见该曲调直到清朝中后期仍然是广受欢迎的流行曲目。

　　明武宗(朱厚照，1505-1521年在位，年号正德)是明朝第十位皇帝，从小机智聪颖，喜欢骑射，又有音乐天赋，具有谱曲才能。《宣化府志》载：“武宗在宣府日，盘游无度，常聚乐伎数百人，骑从歌舞道路间，常以丝竹为新声，如所制《玉娥郎》是也。宣人土风淳朴，然民间杂兴娱神，虽靡费不惜，或以为康陵遗风在焉。”正德十二年至十四年，明武宗四次巡游宣府。《国榷》载：“帝多才艺，能自度曲，被歌声”。《戒庵老人漫笔》也载：“武宗深谙音律”。由此可见，明武宗在宣府期间亲自创作了《玉娥郎》等新曲，并召集大量乐工歌伎在街上会演，这股娱乐之风还影响了原本淳朴的宣府百姓，以致“杂兴娱神，虽靡费不惜”，甚至传至后代，《玉娥郎》被误会为起源是“民间的小曲”。

　　又据《民乐曲牌〈玉娥郎〉的作者考》文中述，此曲诞生后，最初传播于宣府民间，当时并未冠以“御制”等表明皇帝手笔的字眼，直至明世宗为该曲填写了新词，才连词带曲被命名为《御制四景玉娥郎》。文章作者还认为，该曲诞生之初即在武宗的组织下，同时流传于教坊司和民间。传至世宗朝，在世宗的亲自推动下，加入新词，从此以《御制四景玉娥郎》之名，在教坊司和民间同时流传。世宗所作的原词，现在已经佚失，据当代音乐学家伍国栋的《江南丝竹曲目类型及来源》称：“《玉娥郎》之所以又另有《四大景》别称，是因此曲作为小唱后，其唱词内容多以四季景物为序进行铺陈，故而得其别称。”

　　由此可见，《玉娥郎》并非“民间的小曲”，也非神宗御制，而应是明武宗作曲，世宗填词，神宗顶多是作进一步推广，尔后在教坊司和民间广为流行，以至在潮阳扎根、开花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