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赞发 文/图

　　从《韩江三角洲》附图可见，三角洲的“滨线沿进”的确十分明晰。但必须指出，汕头老埠的早期形成，并不在这韩江的主流（主脉）上，而是在三角洲西侧次流（次脉）并交汇了榕江主流（主脉）上。榕江口南岸尚有练江次流以及濠江之汇入。故汕头港确非前此历代韩江诸海港所可比拟。当年潮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辛盛曾这样描述：汕头“拥有一个极为优美的自然港口，由两条河（韩、榕）汇入一个宽阔的海湾形成”。

　　文友认为，沙汕发育与滩涂浮聚不是同一概念，并说牛田洋的沙汕中世纪已停止发育。学浅的我，的确未明个中区别，只是觉得，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海滨围垦的基本条件。即便按文友所考，沙汕已停止发育，但由于滩涂浮聚，从农民围垦到解放军围垦（东、中、西围凡2万亩）以及嘉庆沙汕头口之淤积成陆可见，牛田洋北海滨成陆的速度并未放慢。

　　窃以为，从嘉靖年间名贤笔下的沙汕（这是其初露海面的最早文字记载），到沙汕坪，直至康熙年间的沙汕头，应是顺着韩江西向支流（大港、西港两河及鮀济河）与榕江（北河注入南河之后）的主流，所汇聚的宽广的牛田洋（或曰榕江海口），从西往东的流向，在北侧逐渐成陆，经不断围垦、开发乃至成为国际化商埠。这漫长的发展历程，自有其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在汕头埠发祥地这个原点，往西直溯“沙汕”，应是溯流溯源，顺理成章的事。

　　不能否认，历代辖区所属，每每有所变易，沿海淤积、清挖，变化无穷，故绝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志书所载来判定统属。再说，三都就如难兄难弟，其沿海之发展更是一荣俱荣。就连蓬洲所城，因建城而按例修葺的城隍庙，也称“三都城隍庙”。而且随着汕头的开埠、设市，开埠区的发展，早就从鮀江都逐渐发展到蓬洲、鳄浦两都了。

　　文友说：“鮀江都地名明代始见，宋元称其地为鮀浦。”也有误。

　　据《沿革志》，北宋《元丰九域志》载，海阳县“时有七乡”，并“据吴府志，其乡都名可考如下”。按《沿革志》所考，元丰间海阳七乡均有若干都，其中延德乡凡十一都，末四都为“龙溪都、蓬洲都、鳄浦都、鮀江都”；如果说，因属稽“考”，尚不足为凭，那么，南宋宣和三年，据揭阳刘志，“是年割永宁、崇义全乡，延德之蓬洲、鳄浦、鮀江三都置揭阳县”，就应无可置疑了。这一问题，《沿革志》所考可信度较高。断不然《元丰九域志》所载海阳七乡，下均无都、村之属。何况南宋初年复置揭阳所“割”之乡、都已明载于县志。可见，鮀江都并非“明代始见”。

　　另，文友说“宋元其地（鮀江）称鮀浦”也误。

　　鮀浦，原是鮀江都一古村名，一直称鮀浦市乡（今称鮀东）。民国年间曾任广东省副议长的陈述经曾撰写《汕头市前身鮀浦市旧墟考古》一文，刊载于1972年高雄潮州同乡会《会讯》，有较翔实描述。除了巡检司，还有水军寨、河泊所、小江场盐课司以至海港都冠以鮀浦。这不仅见诸《永乐大典》潮字号，在府县志中也续有所见。而且，直至当今，大多还可在今鮀东村找到遗存。千户所之所以在明洪武二十七年从厦岭徙诸西埕并建所城，当不无与隔邻的鮀浦司互为犄角的考量。

　　鮀浦司不管其管辖范围有多大，汕头开埠前，其司署一直在鮀江都却是实质意义上的存在。（迁界前在鮀浦市，复界后无力于原地展复，乃在清初澄海首令王岱主持下搬入蓬洲城南置署。）只是开埠后的汕头，明确仍由澄海县鮀浦司管辖，为方便管理，鮀浦司才由蓬洲城南迁入升平路头顺昌街设署，于是从式微转入短暂的辉煌。8年后，由于惠潮嘉道在汕头埠设行辕，司署对外权限为行辕所代替，至有清易代而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及后，1917年10月，“少年将军”刘志陆奉命率“平潮军”讨伐在汕头宣布独立的潮梅镇守使莫擎宇。翌年春，刘志陆被正式任命为“潮梅镇守使”。潮梅镇守使使署设于汕头。1918年12月，刘志陆仿照广州，设置汕头市政局。至1921年2月，我国第一个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市的建制“市政厅”在广州成立，孙科任市政厅长。广州先行，汕头紧随其后，翌月，1921年3月，在原汕头市政局的基础上，成立了汕头市政厅，王雨若任市政厅长。汕头市政厅的成立，宣告与澄海分治。

　　综而言之，鮀江是区划名；鮀浦则原是一兼具市墟的古村名。该村为多种机构驻地，从而用以冠各机构名称。鮀江、鮀浦确不能等同视之，但从古至今，一直息息相关，并都常被作为开埠后汕头的别称。此外，尚须明确的是，鮀浦作为区划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事。从鮀浦区到鮀浦公社，管辖范围是鮀江、鳄浦两都旧地并岐山；此时的鮀浦一名，既合并了两都旧称，更蕴含着丰硕的历史文化传承。同时，鮀浦市乡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改称为鮀东村。至1961年，鮀浦一分为二，以鳄浦旧地并三岐（岐山）成立岐山公社；到1987年两公社均改设镇。

　　晚近，作为行政区划的鮀浦镇终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改设为鮀江街道和鮀莲街道；岐山镇则改设为岐山街道和月浦街道。与此同时，原蓬洲都区划也分析为上蓬、下蓬两区到公社、镇，并最终改设为若干街道。旧时三都地，都进入了全新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