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朴 斋

　　抗战前的上世纪30年代，民航客运业刚刚起步，沪粤航线票价不菲。当时汕头至厦门每客票价单程40银元，往返70银元，汕头至广州单程90银元，往返160银元。如若按同时期汕头一般工人的月薪做比较，一张汕头飞广州的票价，相当于一位罐头工人（平均月薪12.78元）7个月左右的工资，或一位建筑工人（平均月薪18.8元）5个月左右的工资，就是月薪较高的电报职工（平均月薪47.64元）或海员工人（平均月薪30元），亦相当于2个月和3个月的工资。

　　故而，20世纪30年代的民航客运，只是服务一些贵族阶层及极少数高收入人士。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当时我国的民航客运业尚处于起步和自发阶段，国家并没有正式介入；另一方面，当时能投入营运的客机只是些小型水上飞机，航程短，航速慢，运载能力低，一般只能坐8至9人，营运成本自然高。

　　二战结束后，经过10余年的科技进步及发展，民航客机的运载能力跟上世纪30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算是战后最先投入使用的DC-3型客机，其运载能力亦是30年代寇蒂斯水上飞机的一倍或以上。至于C-46型客机可载客28人；DG-4（C-54）客机（空中霸王）可载客40多人，就更是其3至5培的载客量了。且这些飞机的速度更快，航程更长，不仅适合于国内各航线，亦可用于国际航线。

　　特别是战后民国政府交通部为了发展民航业，改组成立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两家官方直属航空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展民用航空业务。故而战后民航客运票价比起上世纪30年代来，自然是大幅度下降了。同样以汕头至广州的客票票价对比，1947年3月中央航空公司汕头飞广州的票价是国币62500元，按同时期汕头市场的主要日常食品价格做一比较，粮食之大米零售价格，按上、中、下等级，每市斤分别为900元（国币，下同）、870元和840元，肉类之猪肉，每市斤4000元，牛肉每市斤3600元，鸡蛋每市斤250元。即是说，一张汕头至广州的机票价格，相当于70斤大米的价格，或相当于15.6斤猪肉的价格。这种比价，已经很接近现在的价格了。换句话说，战后民航客运票价，已经趋向平民化了。我们从之后两家航空公司开通汕—港航线及中暹航线之后，客运畅旺，常常一票难求，亦可从另一方面证实这一论断。

　　当然，战后民航客运票价除了平民化，另一特点就是市场化。这里的市场化，不是说航空公司随便提价，而是指航空公司的票价，往往是依据一定时期内及某一时间段某航线的票位需求量多寡来定的，如需求多，客票价格会高些，相反则会低些。这一方面是让经营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亦是市场秩序需要。因为当时航空公司为了吸引客源，简化了购票手续，购票亦不用附个人照片，给黄牛有可乘之机。

　　市场化的另一方面，就是票价的调整，不仅仅是需求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货膨胀。自1946年至1949年，民国政府通胀严重，市场物价极度不稳定，这亦严重地影响了民航票价的稳定。特别到了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民航票价几乎是每月一调整、每周一调整，最后是每天票价不同，甚至随时随地调整票价。